读一部字字珠玑的好书，你会怎样形容读罢的感受？阅读沙里宁的文字，就如同在聆听花开玉落的声音！
　　伊利尔·沙里宁知识广博、文笔绚丽，以《形式的探索》涓涓而述艺术中深奥复杂的问题，句句亲切感人[[1]。在这些文字后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形式演变的骨骼——有迷茫、有探索、有成熟、有衰落，更有无数的误导和干扰，使得形式的发展起伏跌宕、波波折折。真诚的探索者历经几千年，一直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是的，当形式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豁然绽放的那一刻，真诚的心便可以听见这种美丽的声音。]
　　半个世纪前的理论著作，今天读来，就如同在聆听昨天，或者就是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
　　伊利尔·沙里宁挚爱大自然，有高深的艺术修养、丰富的建筑创作经验，一部《形式的探索》，贯穿了艺术发展的过去与未来。
　　一、过去时代的精神，是凭借人类文化的最大财富，即正确无误的艺术语言作为媒介而传递于后世的。当沙里宁一点点地剔除真诚的形式之外的东西时，首先否定了人们以过分轻率的态度认可的与创作意识无关的三种形式：肤浅的装饰性形式、写实主义的模仿性形式和枯燥的实用性形式（在当前中国，难道我们见到的还少吗？）。它们没有生气勃勃和坚强有力的探索进取精神，从中听不到时代的气息和脉搏，沙里宁将其视为文化发展的绊脚石。他这样告诫我们——仅仅是巧妙的形式手法的运用和真诚的艺术创造完全是两回事。
　　真诚的形式并不是沉默无言的，因为形式能够比语言更加有效地、以更微妙的震动及更深刻的表情，来传递它内在的含义。例如一张使用的椅子，它的形状与大小局限于人体尺度与功能，然而，不妨从上百张椅子中任取一张来看，只要它是真诚的创作，我们就可以就其制作时期，制作的民族和国家，找到其真正的来历。就像同样真诚的经典性建筑——教堂、寺庙和宫殿一样，可以明白无误的说明历史。形式的诞生是与生活密切相联的——只要形式是真诚的，那么即便较小的东西也一样。
　　二、产生形式的基础是永恒存在、永远不变的，人类只是以自身的能力来捕捉它、表达它。一种形式的强劲或羸弱，与人的这种捕捉能力直接相关。
　　沙里宁将艺术从萌芽起到现在分成三个阶段：1、“潜意识”阶段；2、“有意识”阶段；3、“自我意识”阶段。
　　1、真诚的艺术探索，从其朦胧时期——“潜意识”阶段首先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大自然是形式的源泉，因为大自然的规律和原则是当时人类生活和创造必须遵循的唯一基本规律和原则。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包括人类自身，甚至一块风化已久的岩石都有其特有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内涵，当它们一一陈列在那儿的时候，你根本无法拒绝那份沉积在里面的鲜活的生命和意识。不必说含羞草的娇柔和君子兰的聪灵，就那岩石上最细小的花纹也记述了史前的熔岩曾经怎样奔流、冷凝、固着成如许美丽的图画——大自然的秩序如此不经意的随处点染，便可让人间处处充满惊叹！人类在最初的“潜意识”阶段完全凭借自己的知觉、本能加想象来直观地感受、模拟和反映大自然的诸般神奇，这时艺术所遵循的原则，始终是日后艺术的基本原则，因此，艺术发展的潜意识阶段为嗣后艺术的所有发展，为民间艺术，也为许多伟大文明时期的艺术形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感觉到美的价值或者说艺术的价值时，艺术的创造就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开始进入了自觉的艺术创造和艺术表现阶段。这个阶段历经了上千年的漫长时间，包含了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夭折的、湮没的，如同传说中的古代 “大西洲”文明一样。其余的则幸存下来，变成了伟大文明的奠基石。
　　每一种真诚的艺术形式，都经历过自己独立、漫长的探索，这期间的每一点进步，都不啻是一朵奇葩绽放。我们所熟知的古埃及的形式一出现就已臻于坚强和成熟的境地，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确信，在出现这些成就之前，必然经历过一段很漫长的形式演变过程。甚至，或许可以上溯至原始人涉足于埃及大地的石器时代，谁知道呢？
　　然而，形式一旦成熟，随之也就变成了历史，不再有创造，不再有奇迹。在有意识的阶段，这种形式模式，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逐渐消退成艺术史上的陈迹——永远不会再以同样的面容出现，弥散在空中的只有人类千年延传相继的无形的文明。至希腊、罗马、中世纪及辉煌如佛罗伦萨主教堂和罗马圣彼得教堂穹顶的文艺复兴……所有璀璨都来自于最真诚的创造，它们的形式成了历史，但它们的精神却永不停息的穿越时空，相依相伴于人类发展的每一时刻。
　　“有意识”阶段是人类以真诚的态度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的阶段，是人类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在那个时候，人与艺术同在。
　　3，那么，当人类进入了“自我意识”阶段以后，情况又是怎样呢？读罢沙里宁笔下的文字，答案跃然纸上：
　　“某人在孩提时，由于一种天然的内在倾向而喜欢作画：这是'潜意识'阶段。他长大后，由于天生的才能，而终生热情地从事绘画：这是'有意识'阶段。接着，有的时候——如果他过于软弱而无法抗拒诱惑——他的热情会很容易地变成自满，他就会变得过于自我意识而不能以孩子般的心情来创造真正的艺术作品了：这就是'自我意识'阶段。”
　　文明的人类，或是由于美学上的不切实际的玄想，或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学说或其它因素，扼杀了创造的本能，而产生了可能是“美的”然而却没有根基的艺术，这是沙里宁先生给“自我意识”的明确定义。
当中世纪进入暮年，所有曾经真诚的辉煌逐渐退入历史，人类沐浴着文艺复兴的辉光，一步一步走入的，却是“自我意识”的雷区。
　　在文艺复兴的繁荣背后，人们考虑问题和观察事物时，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套用古典的方式，换句话说，纵然形式已经发生某些新的演变，但它毕竟具有太明显的搬用旧事物的味道。
　　这就是危险之所在。
　　当文艺复兴进入暮年，或者美称为“成熟阶段”以后，艺术却从当初不得已的“借用古人的衣服”转向了缺乏志气的直接搬抄，创形诸楮墨以来人类艺术史上剽窃之先河。不尊重现实，不尊重自然，不尊重发展，因为懒惰或者出于投机的目的，不是“借用”而是“盗用”亡灵的外衣，从而在人类原本纯素的思想里播下了为祸至今的恶习。由于对本能的创造的长期淡忘，人类对艺术的理解和欣赏陷入歧途，艺术活动也随之陷入了长期的混乱——古典主义、折中主义，等等。直到上世纪初出现的现代主义，人们才重新回归于真诚，虽然仍伴随着如“国际建筑”的失误。
　　而近几十年，盲目自大的人类，更将对自然和现实的轻视推向了极致，凌驾于自然、人文、地方特色和民族传统之上的强势文化的快速发展，背离建筑本体，片面强调“自我表现”，为单纯的创造又加上了一层桎梏。这样的态度几乎变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灾难。不妨以管理学科中的名例——“阿斯旺”水坝工程为世人警：建坝30多年，它对埃及的农业和河防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更带来了大坝淤塞、海藻积累、沙丁鱼消失、血吸虫蔓延、沙漠扩大、土地侵蚀下沉、人民大量迁移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更难以相信2003年春夏之交，SARS以我们不可见和不能了解的威力，打得人类措手不及。当代，抛开基本规律、基本法则而发展的人们，正在走向的或许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深渊。
　　对于人文与传统，人们也是同样的狂妄。普利茨克奖得主、最近以其“圆润双砾”为名的广州歌剧院方案获得采用的扎哈·哈迪德，面对辉煌了五千年的中国，竟说出了“中国是一块容得下无穷创意非常巨大的空白画布”这样的话。且不论她对中华文明如何的无知，如何的肤浅，只来看看她将一个国家和民族最起码的尊严置于何地，就足已令人瞠目结舌了！或许她在西方是谦卑的，但在东方艺术面前，她却以极端不负责任的“自我表现”，错会着伟大东方的历史和人文传统。然而她趾高气扬的“我不相信和谐”、“难道你周围是一堆狗屎，你也要与它和谐”的话，竟然备受推崇而见诸报端，被中国人自己大力炒作。
　　或许这也不奇怪，通过十九世纪初英国急于探索建筑新形式的历史（当时，英国艰难的赢得了同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开始了从古典向现代的探索。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城市和建筑都出现了措手不及的混乱。许多建筑师进行了大量形式和风格上的探求，包括希腊复兴、先浪漫主义、东方情调、哥特复兴等，苦苦寻求“真实的建筑”），我们窥见的或许就是今天中国的情形——殖民主义和侵略战争深深打击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阻碍了中国艺术的正常发展。传统木构建筑随着紫禁城之被称为“故宫”而一道送进了博物馆，新的形式却遭受抑制，没有机会成长，与中国文化一样，经历了百年断失之痛，到如今，混乱不堪，遍布干扰的痕迹，期待着真正的探索者。
　　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都对人类的文明和道德伦理有一份最强势的引导作用，甚至决定着艺术理念的形成。政治在历史上或者曾经积极促进和保障了许多艺术风格的发展，如古代战争焠炼的卫城和堡垒，早期教皇统治下的西方教堂，君王时代的宫殿……而政治的衰败无疑会引起社会诸多方面的共同衰败，尤其是保守腐败而无能、思想境界趋于低俗的政治，都不可避免的直接导致了艺术的混乱。比如，由于晚清以来政治的衰败导致的盲目崇洋至今仍未完全消除，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发展，就是导致这种混乱的一个祸根。
　　曾经，建筑艺术以其无所不在的魅力逐渐取得了“艺术之母”的崇高地位。在以往所有伟大文明时期，人们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建筑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房屋，还意味着建筑与人、建筑与建筑、建筑与城市、建筑与环境的相互协调。然而，当人类进入“自我意识”阶段的时候，人们不仅和大自然脱离开来，而且将不同的艺术一一分离，分别的加以理解和欣赏。随着人们把建筑艺术当作艺术之母的观念日益淡薄，“母亲”已逐渐丧失了对孩子们进行协调的影响力。当前，讨论起“艺术是什么”时，许多人都从其眼前的表现手段出发，倾向于绘画（雕塑则列为第二，建筑只是拾遗补缺，聊备一格而已。）
　　多么偏狭，是不是？
　　这就犹如某人只遵守十戒中的一戒，而忽略其余，却被认为在教会中具有良好的声望一样之荒谬。
　　然而，无论承认与否，建筑艺术都在引领着总的艺术形式的发展方向，所以，在十九世纪后期，当建筑沦陷之后，包括绘画、雕刻在内的所有艺术形式都一一步了它们“母亲”的后尘。人们给出于本体的艺术强加上所谓“理性的”概念，使原先在形式上生气勃勃的创造力，一方面沦为非创造性的因循抄袭，甚至批量生产；另一方面，则是脱离建筑本体的“自我表现”。
　　二十世纪以来，自然的演变路线已在人们的意识之外悄悄中断，在探索中，置身于高科技时代的人们正经历着原始人刚刚认识世界时同样的困惑和迷茫。形式上出于“焦虑”的随意借用和组合，更加深重地打击了人类对于美的鉴赏和理解，使人们长久热衷的“异地摘来的花朵”，可能是美的，但并无根基。各种偏离了最初的真诚的“风格”和“主义”如遍布的荆棘。不过，这并不是说所有情况都如我们所描述的那样糟不可言。要知道，任何事物都是复杂的，当代也是如此。事实上，此时期中仍有一大批优秀的真诚的艺术家，某些卓越的人物。这是真的！不仅有那些正在脱离模仿性形式的艺术家，而且还有许多朝气蓬勃的人，正在试图摆脱既有的包括所谓自称“先锋”的流派的束缚。物有极而必反，形式发展的总的方向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并不担忧。可以肯定，以前每一个真正的形式出现之前，都得经历许多“主义”。然而，时间已经把这些“主义”的分歧点逐渐磨平，使它们统一在一个统合的模式之中。这些“主义”对于后人来说，已经变得难于分辨了。文艺复兴之后尤其近代以来众多的所谓“主义”，虽然背负了自我意识的重荷，错引着每一份真诚，但是，真实的本体的回归，基本原理、基本规律的重新认识，会让后世的艺术家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形式的森林”——而不是个别的“树木”。
当然，转变是渐进而缓慢的。它曾经需要而且仍旧需要一段漫长的时期，才能形成最后的特征。在这方面，另外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艺术形式——以及在不同的国家中——其转变的时间也大不相同。
　　在艺术发展的漫长年代中，无论美轮美奂的雅典卫城，还是意味深长的耶稣殉道处，或者一尊中国古代的方樽，哪怕再小，只要它饱含真诚，它的形式就要带着它的时代的深深烙印，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不加区别的以同样重要的地位加于一身。出于真诚的建筑反映着整个时代。
因而我们知道，形式的探索并非“形式”的探索，那是沙里宁先生以真诚所写的真诚，“形式”不过是个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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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1873～1950），美国著名建筑师、杰出的建筑理论家。出生芬兰，1923年移居美国，1934年创办匡溪艺术学院并任院长，《形式的探索》即在匡溪完成。他的儿子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小沙里宁）也是美国著名建筑师，其最著名的作品为肯尼迪机场。
《形式的探索》中文版全名为《形式的探索——一条处理艺术问题的基本途径》，为“建筑理论译丛”之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顾启源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