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13日，中国有两位我所知道的人逝世了。一位曾是演员，她的生病和离世全国各大媒体都有追踪报道；另一位是建筑学家，景观学家，我的恩师周维权教授，他辞世的消息我仅从先生女儿一位同事的电邮中辗转获悉。先生生前安详宁静，身后宁静安详。
　　我认识先生从拜读先生的著作开始。大学二年级做别墅设计，我读到先生发表在《建筑史论文集》第三辑上关于德国建筑师理查德 • 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别墅建筑的论文。这篇文章对我影响之大，使我的设计也模仿起诺氏的风格。后来我知道，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史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清华大学第二教学楼就是他的代表作品。那红砖造就的意大利式（Italianate）建筑已经成为清华园内一座公认的建筑经典，它与相邻由美国建筑师茂飞（Henry Murphy）在1920年代设计的大礼堂和科学馆谐调一致，无论在空间布局上、立面构图上，还是在细部处理 上都显出先生深厚的古典修养。多少年后我同先生交谈时才了解到，他曾认真学习过纳瑟尼尔 • 科提斯（Nathaniel Curtis）的那部名著Architectural Composition
（《建筑构图》）。
　　大学建筑史课程分别由楼庆西先生、徐伯安先生、郭黛姮先生、陈志华先生和吴焕加先生担任，所以我第一次听周先生讲课的时候已经是三年级了。当时系学生会组织同学到颐和园义务科普导游，请先生预先为大家“扫盲”。那是一个晚上，先生站在讲台上，微笑着，向大家娓娓介绍了颐和园的历史、造园特点和与建筑名称和使用方式相关的历史掌故。我至今保留着当时的笔记，得以重温先生讲课那内容充实，条理清晰的风格。我也记着那天是1983年3月16日，地点在主楼914教室。我还记得，课后我向先生请教一些关于园林景物的传闻是否可信，先生笑着说，这些传闻或许有趣，但不是历史。这就是我第一次向先生问学的经历。
　　大学五年级报考硕士研究生，我对建筑历史感兴趣，可当年历史教研室只有徐伯安先生招生。徐先生曾鼓励我报名，我很感谢他的青睐，但却因毕业设计分在设计组而不敢同已经有了实地考察和复原设计经历的历史组同学“竞争”。当时周先生是设计教研室的教授，所以我便投考他并有幸获得录取。直至这时，我才获得了上门向先生求教的机会。
　　先生的家在照澜院旁的东3楼2门302室。如同先生本人的恬淡，他的家也布置得极为简朴。临窗的书桌上总能看到的大叠文稿和稿纸是我印象最深的“陈设”。先生很平易，每次面见，他都是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微笑着，一边习惯地用左手捏揉着右肘，一边听我汇报学习的情况，然后再作出一些指导。我最初的选题方向是皇家园林，在先生的指示下我去北京林学院选修了孟兆桢教授所开的课程“园林设计”和“《园冶》释例”，到学校大图书馆的书库浏览了宋代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中与历代园林相关的史料，也看了一些有关文学意境理论研究的书文，其中包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还拜读了多篇先生撰写的中国园林研究论文，这些论述与其他一些后来的成果最终汇聚成先生的最初两部大型专著《颐和园》和《中国古典
园林史》。早于先生或与先生同时代的中国园林史学者还有许多，他们的研究各有特色。但我以为，先生的著作融历史、社会、文学、景观和建筑学于一体，在园林研究的方法论上最为综合全面，且文献与实例相结合，材料之丰富、时空跨度之广大，至今未见其他著作可出其右。
　　1987年寒假，先生安排我与赵炳时先生的两位研究生一道，去云南大理帮助当地政府绘制大理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图。当时北京刚刚经过一场***，我纷乱的心绪终于在苍山洱海的山水间和南昭大理的历史中获得了平静。与当地专业人士的接触也使我更多地了解到先生的身世。此前我虽然也知道先生是大理人，但从当地同事那里才得知周家曾经是那里的大户。先生的父亲周恕早年留学美国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回国后任云南东陆大学会计长。先生出生于农历的1926年腊月十六日，但十分不幸，父亲在他生前就因病逝世。当地同事对周先生的为人和治学也十分称道，说先前曾邀请过一位规划界权威前去指导，但他除介绍了一些令当地人羡慕的出国经历和所去的国外城市，仅仅让自己的研究生演讲了一场西方的规划理论，然后便径往丽江参观，留给渴望获得现实指导的地方人士满头雾水；而周先生就没有给人敬而远之的感觉，他的指导既有针对性，又有可行性，非常实在。
　　此次云南之行，也使我决定改选大理地区的村落形态作为自己的论文课题。先生以他宽容的性情和在园林、风景区和乡土建筑研究多方面的广博学养和深厚造诣同意了我的转向。回想论文的写作过程，我十分庆幸能够有先生这样的学者作为导师，他既教给了我实地考察的方法，也教给了我论文写作的技巧。如1987年8月，先生去皖南天柱山、齐云山和黄山考察，为他的另一部大型专著《中国名山风景区》搜集资料。我陪他前去，又参观了黟县和歙县的村落和乡土建筑。我还在1991年3月陪同他考察了武当山。我注意到先生在临行之前已经对当地的历史作了深入了解，他考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实地的感受、实测数据、图像，以及了解景点与其周边环境的关系。又如他看完我的论文初稿后便指出写作上存在的问题，告诉我何处应该展开，何处应该表明自己的看法，何处应该做出结论性总结。多年后我在美国的学校里系统学习了学术论文写作，发现先生当年的许多指点都符合专业写作的原则。硕士论文完成了，我经历了提出问题、寻找材料、分析材料、得出结论和论文写作的完整过程，体会到一种与大学建筑设计完全不同的研究乐趣。
　　硕士研究生学习临近结束，我面临今后事业的选择。我征求先生的意见，说自己对于学术性研究和实际工程设计都有兴趣。先生缓缓地说：“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不容易了。”这句话促使我以学术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下决心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记得当时先生还给我讲了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故事，说他离开中国时带走了70多箱书和资料，因为他已经认定了自己未来所从事的事业，他要及早为这个目标做准备。
　　2000年春天，先生到华盛顿探望女儿，去先父的母校凭吊，5月又来到芝加哥。我再次有机会陪同他参观并汇报一些学习的心得。当时先生早已退休，身体也不如从前，但他看建筑的热情丝毫未减。到达芝加哥后的第二天清晨，他从所住的芝大国际学生公寓外出散步，无意中看到了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名作的罗比住宅（Robie House）。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告诉我这个巧遇时那兴奋的表情。我陪他到橡树园看赖特设计的住宅，到城里看芝加哥学派的著名建筑和城市设计，如有喜欢的景致，他就会站住转过身对我说，“来，帮我照一张。”我们边看边聊，说到弗里德里克 • 奥姆斯塔德（Frederick Olmsted）为纽约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创造的中央公园和他为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设计的中途公园（Midway Plaisance），还说到丹尼尔 •
博纳姆（Daniel Burnham）的芝加哥大规划给城市保留的珍贵沿湖绿地，以及他在密西根湖中设计的长堤作为一个欣赏对岸景色的观景点与颐和园知春亭的异曲同工之妙。
　　先生最喜欢的地点大概还要说是位于芝加哥城北的静雅地公墓（Graceland Cemetery）。我们在那里瞻仰了路易 • 沙利文（Louis Sullivan）、约翰 • 鲁特（John Root）和博纳姆等芝加哥学派建筑师，以及密斯 • 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这位现代主义大师的墓地，还看到了许多为芝加哥这座城市做出了贡献的社会精英们的墓碑。那天，我们坐在一个墓地的石台边上聊了很久，从建筑说到景观，又从自然景观说到人文景观和纪念景观。先生说，以往我们所说的景观设计强调的是自然景观，但是这片墓地却是一处人文景观，它让人们认识历史，获得对于空间和文化的认同感。先生还说，这也是一处纪念景观，它使得我们对城市历史的认识变得生动，因为那些创造历史的社会精英就在我们身边，令人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我也告诉先生，芝加哥大学校园里最令我感叹的人文景观和纪念景观不仅仅有那间陈列着70余位与学校有关联的诺贝尔奖得主照片的大师堂，而且还有学校行政办公楼前的国旗旗杆。每当校内有人逝世，不论是行政官员，还是教师和普通学生，学校都会为他/她下半旗，并在旗杆视平线高度的一个方框内，陈放死者的讣告。这个旗杆告诉大家，学校内的每个人都是这个社群的一分子，每个人对学校的贡献都受到了承认。先生静静地听着我的介绍，像过去一样，微笑着，左手习惯地捏揉着右肘，最后问道，“你带别人来过这里吗？”我说不曾，以前虽然也陪校友参观过城里，但因为这里较远，当时不开车，来不了。先生说，“这里值得一看。”
　　与先生的最后一次联系是2006年春节给先生的电话拜年。事先我得知先生中风未愈，半边身体的活动已不能自如了。我祝先生早日康复，并向先生报告了一些学业上的进展。我说自己有两本书，即《近代哲匠录》和《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很快就要出版，我已经嘱咐责任编辑在书面世后代为奉上。我说，自己一直铭记着先生在我毕业时的告诫，两本小书就是对先生教诲的一点点报答。先生很高兴，说“到时一定拜读”，还说“需要什么就告诉我，我去帮你找。”先生的语调一如往常的平易谦和，但想到先生此时羸病缠身却仍在关心自己的学生，我已不禁热泪盈眶。两本书的出版都比计划拖后了很久，先生也于同年6月23日脑溢血突发后陷入昏迷。我最终没能在先生神志清醒时将书献上。
　　“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如今先生已经离去。作为一名学者，他做了自己所应该做，留下了自己所应该留，今生今世，可无愧矣。但是，面对眼前人文景观中的无与有和纪念景观中的有与无，我感到了哀伤。

　　2007年12月19日
　　作者简介：
　　赖德霖，男，清华大学、芝加哥大学博士／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