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本科毕业我就离开了京师，有缘和周维权先生接触的机会实在不多，但仅仅几次接触，己令我极为钦仰，深感先生的作为非极有修养的大家而不能为。
　　1979年我考上了北林的外国园林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是郦芷若先生和程世抚先生，借到清华听课之机也曾数次叨扰周维权先生和陈志华先生。1980年底开始准备论文，最初打算写圆明园西洋搂，在参观圆明园展览时看见解说词里讲西洋楼是法国勒•诺特风格，我便问当时的公园主任依据是什么？主任告诉我是周维权先生讲的。我随即冒冒失失地径直去找周先生，直言程世抚先生告诉我西洋楼基本属于意大利风格。周先生不但不以为迕，反而真挚地说：程先生自己就拥有一套原版的西洋楼的铜板图，是内行，应以程先生说的为准，并谢谢你的告知。自此以后，我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社会生活，生活告诉我，再想遇到这样的大家真是何其难也！特别在当前的这个浮躁社会，只有三分本事也要自吹大师者俯首皆是，何谈能够自我批评？实际上西洋楼的东头运河部分和宫殿前置的做法确是勒•诺特风格的，为此后来程先生知道了这事还批评了我。像这样的一批总是严格律己的老学者，不知何时再能成为我国学界的主流。
　　此后再见到周先生已经是14年以后，我做了汕尾一个叫遮浪的地方的海滨规划，由李敏出面从北京请了几个大家来评审。就是在这次评审中周先生答应为李敏进清华建筑进修班留一个名额，此事直接促成了李敏一年后考上吴良镛先生的博士，可见周先生为了鼓励后进总是不遗余力，此是后话。当时甲方有一个名气很大的会算命的风水师，名叫余谭熙(4年后此人不幸死于车祸)，开会前我偷偷地叫他给对面坐的北京来的人看相，他说陈有民、汪菊渊两先生的命好，却不肯多讲周先生。我自命是个“尽信书不如不信书”的批判科学主义者，对神秘事物当然会更多地持有怀疑态度，但此事令我十分纳闷。去年在清华得知周先生晚年相当凄凉，但仍在坚持修订《中国古典园林史》，心中油然起敬。不想仅仅半年后先生就撒手人寰，完善大作《中园古典园林史》的宏志竟成遗愿，不禁令人唏嘘！
　　《中园古典园林史(第二版)》出版后，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让我写一篇书评。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把第一版和第二版逐行对照做了阅读，惊奇地发现《二版》比之《一版》的分量几乎翻番番，充实和重写的部分占了70%以上，等于又用了十年再磨一剑。细读之后，深感周先生博览群书，密切跟踪建筑、城规、园林、生态，以及史学、考古、美学、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充盈着对中华文化的满腔热爱和对祖国命运的真挚关切，一方面又力求站在人类文化的最高点和科学研究的最前沿，以近乎严厉的科学态度审视了几千年的中国园林历史，也严厉地审视了自己的《一版》，在中国古代园林史的研究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一本可以充分信赖和放心引用的著作。当然，任何事情都不会十全十美，我用尽了力气在里面找毛病，也不过五、六条“硬伤”，其中还包括两条可能是排版错误。最后我为表达对先生的敬意将书评起名《十年再磨剑》。文稿完成后，学会领导请周先生和我在《中国园林》编辑部座谈，会前我还多少有点忐忑不安，后辈评前辈，还专门挑刺，让我现在也不容易过这一关，但那天周先生又一次表现出他学术至上的情操，不但没有摆谱翻脸，还一个劲地对我的认真表示感谢，让我真的十分感动。后编辑部将书评最后一小段“挑刺”的部分做了删节，发表于《中国园林》2000年第4期。
　　近闻有的文章采取对《中园古典园林史(第二版)》断章取义的手法将周先生说成是中国古典园林的背叛者，我想大概是根本没有仔细研读全书。可以说，先生是用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对中国古代风景园林的研究中，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欣赏和巨大的热爱，显然是作不到的。正因如此，中国人才说：文如其人。
周维权先生，大家也，真学人也。他的学风是具有中国脊梁地位的学者们高贵品格的体现，这是当前我国学术界最最缺乏的。但是，邪不压正，我们怀念周先生本身就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优秀部分终究会再现光芒。
　　
　　作者简介：
　　王绍增/华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城市规划系教授/《中国园林》杂志社主编/本刊顾问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