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德意志联邦自然保护局（BFN）和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委员会（CCICED）委托，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和汉诺威大学建筑和景观学院于11月17-18日在北京大学联合主持召开了主题为“景观规划的应用——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和土地利用”的中德高层学术研讨会。
　　这次大会的目标有两点，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中德双方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对景观规划方法和实践的交流探讨，来寻找推动可持续城市管理和防止环境质量下降的方法，另一方面就是探索和讨论景观设计学科在领导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贡献和方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秘书长祝光耀先生出席了研讨会并致辞：我希望通过参加这次研讨会，能与国内外各方面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我也期待着通过这次会议，能够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管理，推动提高社会各界的环境保护的意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长官及联合国驻内罗毕办事处主任、前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局长Klaus Töpfer在致辞中强调: 我们现在都在强调可持续发展，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还面临着很多挑战。我们要在经济、社会两者之间实现一种协调，同时要将经济、社会、环境保护三者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景观设计专业人员，他们能够而且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在主持研讨会时说：今天的会场就象一个“舞会”，北大提供这个“舞台”的目的就是希望以前我们没有机会进行交流的各个部门能够聚集在一起，包括环保局、国土资源部、国家林业局等国家主要相关部委的领导，以及宁波市、菏泽市的领导都出席了研讨会，并发表了演讲，共同探讨景观规划系统中所涉及各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环境现状

　　过去20多年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是中国人口众多，人地资源不足，资源环境的压力大，特别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后面临的一项重大的挑战。
　　温家宝总理也曾经在联大的环保会上提到我们中国环保方面的三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中国政策的转变，就是从一个经济型的发展，转向经济和环保并举的发展格局，也就是说我们有主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环境发展，就是环境和发展要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第二个转变，从环境发展落后与经济发展转向环境和经济同时发展。
　　第三个转变，就是从仅仅依赖于行政手段，转向依赖于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等等。“环境保护不应该是豆腐，而应该是钢铁”。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不要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否则我们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国家环保局程立峰副司长在研讨会上强调：我们中国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着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加快了环境压力，二是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已经不能满足公众的生产、生活要求，三是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支撑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城市生态系统失衡，中国许多城市钢筋、水泥建筑林立、河道固化、自然绿地减少、城市超载严重、城市热岛现象严重和城市荒漠现象的产生，导致了城市自然系统失衡，加剧了自然环境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矛盾，因此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处理环境污染，已经成了时不我待的重要任务。

　　德国景观规划和欧洲景观公约

　　就环境保护而言，景观规划在德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他们就已经有了一些生态保护的活动，而且景观规划也被看作以一种环境保护的工具得到开发，而且这一工具在1976年被纳入到了他们的自然保护法当中。
　　在德国，景观规划可以提供一些有关自然因素和环境因素方面的证据，同时它还是一个具有预警性的概念式工具，因为它要考虑各种因素如土壤、水、空气、气候、植被、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之间的关系。
　　研讨会上，来自德国汉诺威大学景观规划系主任、德国联邦环保和交通政策顾问Chirstina von Haaren教授强调：在欧洲的很多国家，他们都有着悠久的景观规划的举动，很多的欧洲国家签署了欧洲景观公约，其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欧洲的景观保护和管理规划。如果一个成员国签署和批准了这个公约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承担了一些法律责任和义务，他们要想办法提高公众的认识、合适的教育和培训项目、培训景观评估和景观方面的专业人员，他们还应该鼓励多学科项目的发展。同时还强调，欧洲理事会和欧盟是不一样的，它要比欧盟历史更悠久一些，它也包括俄罗斯，现在已经有24个国家批准了这个公约。

　　德国景观规划实施办法

　　德国景观规划在当今世界景观格局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他们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完善的公约制度，而且在景观规划实施上也有自己的特色。研讨会上，Chirstina von Haaren教授说：在德国，进行景观规划具体设施的时候，景观规划师的意见是很重要的，他们的意见会被纳入到其他相应的法律工具当中去，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加以实施。在德国，景观规划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实施。
　　第一种方式是用监管来进行实施，这是一种传统的方式，比如说通过影响监管和进行补偿或通过改善生态系统等方式来进行实施。在这种情况下， 景观规划实际上是环保法律和环保法律实施的一个共同界面，比如说我们有自然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和物种保护等方面的一些规定，同时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对一些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起诉，这些都是利于实施景观规划的工具。
　　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公众参与、环保教育、生态补偿的方式来进行实施。他们会努力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向人们提供信息，有时候甚至和公众进行这种信息的交流，通过这些方式来强调生态的经济价值。以利于他们更好的参与到当地景观方面的决策当中。
　　德国联邦保护局副局长Arnd Winkelbrandt教授则谈论了德国景观的保护、开发和规划的问题，他说：在我们德国的林业方面也存在着对土地资源大量浪费的问题，导致政府在1960年颁布了空间规划法，在这个法里，我们把对土地的消费和当时的区域规划结合起来。1976年德国颁布了自然保护法，同时景观规划也开始走向正规。2002年政府对自然保护法做了修正，与此同时，德国的景观规划和自然保护也受到了欧盟更多的支持。
　　同时，德国埃尔福特应用科技大学教授Catrin Schmidt还从环境评价对景观规划的影响进行了阐述:环境影响评价在开展的时候，要对公共或者是私人的项目进行评估，在批准之前进行评估，看它们是不是会产生大的环境影响？在德国这些评估是必须的，这个法律的根据就是1985年欧盟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指令，这个指令在1997年进行了修改，德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是在1990年建立起来的。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德国，环境法和环境的这些工具等等，也是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累计的，最开始他们只有环境规划和补偿等方面的法规，现在他们则有了战略环境影响规划，而且他们把这些工具逐渐的纳入到他们自己国内的体系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

　　启发

　　与德国的景观规划相比，我们中国到现在对很多方面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景观规划这个城市改造中很重要的工具纳入到一定的自然法保护中。于是，也就出现了现在中国在搞景观规划的同时，也在对原始的自然生态造成很大的破坏，比如前几年流行的“大树移植”风潮，不知破坏了多少中国乡土的自然、乡土的生态环境。可惜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去限制，这是我们急需改进的。
　　在我们中国，如果一个市级城市要建一个政府广场或市民广场，最后拥有决定权的往往不是设计师、评审小组，更不会是市民，而往往是一市之长，他们往往拥有最后的决定权，于是才出现了那些规模超大且又毫无人气的景观。因为他在决定的时候一般不会从市民的角度考虑，而是首先从自己考虑：“我要建一个规模超过某某城市的广场，我要显示我在职期间的功绩，我要将他们在这些景观中体现出来”，于是大广场的建成也就是必然的，因为这个过程中，没有人会去约束市长的意志。因此，我们要向德国学习，学习他们好的策略和方法，我们也应该从环境方面对景观立法，以使对其最终的评判有一个法律的保护和约束，而不是让一个人的意志凌驾于其他所有人的意志之上，这对于中国现在这个景观相对缺少法律约束的国家很有必要，也就是说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把环境变化纳入到国家的战略规划当中去，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正规的部门在主动义务的去提高公众对景观、对环境、对生态的认识，没有一个这样的单位去引导人们形成时下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于是在短短的几年，就相继有了耗资巨大的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有了央视新大楼、“鸟巢”这些怪异、奇特的建筑不断地诞生在中国这块“试验田”上，有了大广场、大草坪那样缺乏人性的景观，我们应该自醒，应该自己去解救自己。

　　意义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秘书长祝光耀先生在开幕式上强调：“在我们中国当前发展的历程中，资源、能源消耗过大的问题依然存在，环境形势非常严峻，一些国家上百年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我们中国短短20多年里却明显的体现出来”。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几年，俞孔坚教授带领的北大和土人团队一直在为中国这些环境问题的解决而奔波忙碌着，并明确的指出中国现在存在的不足。他就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不断思索、不断引进先进的理念去解决那些更加日益恶化的问题。
　　此次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德高层学术研讨会，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也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更深的启迪。从德国景观规划的发展和在立法上的逐渐完善来看，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有一点是应该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可以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但同时还应该结合我们中国自己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