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分析家们估计接近1000，000，000数量的人口现在正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贫民窟中——该数量是全球人口的六分之一，如果对此问题不加以关注的话，2030年该数量还会翻一倍。这种专用的术语——“贫民窟”往往掩盖了这种低收入住区自身的文化和经济特征。它们大多以非正式城市、寮屋区、贫民区的称号为世人所知，而实际上这些社区在规模、特征、年龄层次以及政治地位和社会组织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尽管他们和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他们在市中心和郊区也都会存在。非正式城市居住区往往出现在城市中心和他们的外围；他们通常源于传统的寮屋区和带有掠夺性的城市化进程，他们不遵守城市区划法和操作规程，有时甚至是利用贿赂等手段而形成的。政府议员，地产投机者等等都期望通过可能的土地调整和征地赔偿来获利。尽管不同地区的特色各有差异，这类地区还是具有某些共性：不适合的住房条件，不充足的居住空间，没有保障的土地所有制度以及必要生活服务设施的匮乏，尤其是洁净的水和卫生设施。
　　近年来，解决这些非正式住区面临问题的主流趋势已经不再是大规模的清理和转移，因为这些措施会影响社会稳定。当前被广泛采纳的方式是原址上的升级和改良，目的是使城市的低收入社区进入到整个城市的大文脉体系中去。这其中是因为我们面临这样不可避免的事实：全世界有着如此之多的非正式居民点，它们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又老又旧，因此想要整体移除它们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大面积的空地越来越少的时候。改良非正式住区的质量，尽管相对于重建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而费用也更加高昂，但它有利于保留居民自发形成的内在完善的社会经济网络。尽管，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从简单填补到充足基础设施完善，从政府主导项目到设计师自发行动各个层面的社区升级的最好实例。
　　当前解决非正式居住社区的主流策略是从大规模的贫民区清理和迁移工作（这种方式已经被证明会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改变过来，进而被大家认可的方式应该是原址上的升级和改善，进而达到使贫民区融入它们城市文脉的目的。

　　以下内容将介绍当代拉丁美洲的设计师是如何提升非正式住区物理环境条件而不破坏其社会特征方面的努力，在保护他们的物理结构的同时减轻他们的环境及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源于公共活动空间缺乏，失业者居住条件恶劣，缺乏保障的土地所有制政策，以及状况较差的卫生服务设施。他们选择景观环境作为认证这些社区的特殊方法：他们倾向于使用边缘地段，包括洪涝易发平原，沟壑与峭壁；他们更愿意选择靠近不良环境之下的居民点，包括污水道、工业设施、以及垃圾掩埋处；他们最典型的特征是与城市景观基础设施分离，不论是道路、交通、下水道、自来水供应系统以及雨洪防范设施。他们有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公众健康 和安全问题，以及他们用于经济、文化以及娱乐设施的公共建筑缺乏。景观环境孕育了这些区域的主要问题，同时也为干涉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机会。设计工作和建议工程已经被有组织有计划的提出，设计师们也纷纷出动寻找解决办法。
　　为什么我们要重点关注拉丁美洲？除了该区域地理文化与美国的一致性，并拥有共同的殖民地与后殖民地历史外，还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首先，当今世界的关于改善非正式住区条件的众多关注点与努力正集中于此。一些国家关于公民法则的修订以及其他国家宣扬平民主义论调的政府正在提高贫民对于其生存环境的预期。发展中的经济体为这些社区改良项目提供了更好的财政保障，尽管很多地区的贫富差距仍在拉大。很多拉丁美洲的城市，包括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圣保罗，都是世界上GDP发展最快的城市。与此同时，拉丁美洲还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基尼系数，这一系数正是用来衡量收入与分配的不均等性。尽管该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城市化率，今天在其很多内陆地区贫民窟的发展也在减慢（源自联合国居住状况公报——“世界各国的城市”），居住区正在整顿，很多城市也在提供越来越多的土地所有制度和公共服务，拉丁美洲的贫民窟仍然还是成为贫富不均和绝对贫困的重要象征。总而言之，拉丁美洲正是贫民窟升级期间的典型代表，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改造模式。
　　那么我们能从这项工作中获得什么？首先，我们需要承认对这些问题进行归纳整理是有困难的。不同的地形特征、社会和经济条件、文化传统，以及不同的物质发展水平都需要我们采取不同的策略。除此之外，在部分社区设计师是可以安全工作的，而另外一些则由于警察和毒品买卖者之间的冲突而让设计师无法正常进入工作。不同级别有力的财政经费保障为一些国家的住区改造提供着便利，例如巴西。超凡魅力的领导人物也能够促进其他各方面的努力——例如在哥伦比亚的某些城市。然而在其他另外一些城市，政府领导的缺位会使住区升级面临更大的难题，在这些城市中，设计师需要采用更加激进的举动或更加商业化的措施。利用专业理论或形成他们自己的主动权，并经常需要借助一些非政府或社会组织的协助。
　　无论如何，在非正式社区设计中需要设计师和针对他们的批评家们更加关注产品设计的进程，因为这些过程相对于一般的设计工作将有更加复杂的设计思路。加拉加斯（委内瑞拉首都）Arqui 5设计公司的案例正说明这一点：他们精心设计与开发了用于整个San Rafael-Unido居住区（位于vast La Vega barrio区域）的升级方案，包括一组全新的城市立面，特殊的用于商业开发、幼儿园、公寓和社区中心建设的倾斜政策。这一项目最终获得2006年Holcim基金会可持续建设金奖，但是事实上只有少数小型的公共活动空间被建成。社区中心的建设也在中途停工。这一项目曾因广泛的社区参与而闻名，75%的住民赞成这一升级建设活动。这一项目同样也显示了对社区基金进行管理的重要性：从邻里基金到社区发展组织乃至于政府基金，只有大多数人达成了一致，建筑师才不会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甚至因耗时耗力而被责怪。

　　这一工作也是在和自由主义者沆瀣一气，喜好小型的自我援助，微型企业以及市场导向型解决方法，而并非更多由国家发起的大型项目，虽然这种项目将带来更大的影响。
　　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承认社区升级这一工作是有难度的。它显示出了当前城市化策略中众多的经济、环境、基础设施以及社会问题。它囊括了混乱无序的社区设计程序和妥协性的政治行为。同时，它也在和自由主义者沆瀣一气，喜好小型的自我援助，微型企业以及市场导向型解决方法，而并非更多由国家发起的大型项目，虽然这种项目将带来更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我们也并不清楚这种社区升级到底会为社区带来永久性的改善还是仅仅造成这种不均等社会空间的长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进入到服务有限空间狭小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对非正式住区的升级换代总是局部的，临时的和具有实验性的。他们是否需要依赖于具有可复制性的方法：一个社区的解决方法往往被认为能够运用到另一社区中去。但是不同社区的规模以及其他各方面巨大的差异，能够通过复制得以保存吗？而这种复制是不是只有被证明是成功的才能够被认为是有益的呢？很多项目都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小规模的变化会带来大的升级，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公众。这一理论可能在正规发展的城市中适用，但并不一定对非正式的住区有效，因为在这些区域，对土地所有制和环境安全的焦虑将阻碍后续的投资。低收入群体的显著提升只有依靠小规模联合、地域自发行动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卫生设备、交通环境的改进，而这些则需要来自国家或国际方面的帮助。缺乏大型支撑力的小规模改进将被温和的批评。
　　我们需要进一步对假定存在的工作基础展开疑问，比如，将规范城市中的元素搬进非规范社区中是否真的适用？正式城市中的公共空间是否与非正式社区相似？公共空间这一概念在非正式社区中是否应该重新被定义？大量正规城市中的娱乐休闲活动在非正式社区中并不需要被优先考虑，公共空间在那里是具有危险性的：例如在San Rafael-Unido，搬入Arqui 5社区的居民正在为新的公共空间可能会成为游民和毒品交易者的活动场所而感到焦虑。多样性的休闲设施相比于大量空旷的公共空间显然更适合于非正式社区。尤其是在那些有着大量只有有限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年轻人的社区中。同时，我们还需要将我们的概念从公共空间进一步向前推进，我们需要关注生产性空间，例如市场设施、社区厨房、洗衣房以及用于文化表演的场所——例如桑巴舞学校。我们还需要通过项目升级更新来保持这种长期性和社区特性。不能激起社区归属感的设备将会很快落伍并被淘汰。项目建设也会对环境发展带来好处，例如河道治理和植树造林活动。
　　不管这些非正式住区升级活动将面对怎样的问题和困难，给予他们适宜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他们将成为设计师们最具可行性的非正式社区实践。这种工作当然值得赞扬。尤其是他们这种将目光从单一目标的项目转移到多条件多需求项目上的勇气值得赞赏。尽管开始设计师和官方机构仅仅考虑改善住区居住条件，但现在他们意识到这些还远远不够：社区升级还需要交通、技术培训、健康以及安全等各方面条件的改善。在Bogotá，他们提高基础设施和交通环境，通过城际快轨来分享正式城市中的工作和娱乐机会。在São Paolo，城市蓄水池的卫生环境提升保证了正式与非正式住区的公众健康。总之，景观环境的重要性现在显然已是很多项目中的关键元素：升级并非仅仅是针对单独的建筑，它包括创造一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努力提升环境生态。
　　多样性的休闲设施相比于大量空旷的公共空间显然更适合于非正式社区。尤其是在那些有着大量只有有限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年轻人的社区中。同时，我们还需要将我们的概念从公共空间进一步向前推进，我们需要关注生产性空间，例如市场设施、社区厨房、洗衣房以及用于文化表演的场所。

　　我们从那里出发将到哪去？这里有两块重要的领域需要关注：一个是日益扩大的非正式住区发展需要和农田、天气以及保护区等生态经济资源之间的矛盾。例如，RioTijuca国家公园覆盖大面积森林的土坡和Bogotá建设需要肥沃的农田该如何让取舍。我们怎样找到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我们第二个关注点在于在气候变化阶段的传统升级是否明智。如果我们将电能输入到数以万记的贫民窟中去，是否要消耗用以烧煤的木材？我们是否应该跳过落后的传统工艺直接在非正式住区使用可持续发展技术？事实上相对与城市住区非正式住区已经有一些环保的足迹了：他们步行出行，公共交通更多，而私人交通较少。这些优良的传统是否应该在升级中考虑被保留。我们需要对未来的环境和约束性条件予以考虑。
　　从专业的角度来观察之后，这些设计工作还能仅仅凭借个人的力量吗？现在很多工作证明是不可以的。但是这些乃至其他一些模式能或者应该被进一步发展吗？只有当国家项目或国际援助基金参与，这种工作才是有报酬的。除开这些，设计师则需要考虑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从事大量的政治性和社区性接触工作。教育学需要被重新启用，更多的教育问题将从正式住区转向非正式住区，从发达地区转向发展中地区，尤其是那些有着大量非正式住区的亚洲和非洲地区。
　　我们的这种思考是探索性的，目的是提出问题而并非提供答案。非正式住区复杂而困难的条件将为他们自身的改善提供线索：非正式住区居民通常会显示出很好的文化适应性和生存策略，这些都将引导未来的改善。设计师们也已经开始从进行空间设计到关注这些社区的环境、社会、以及经济发展，帮助调度金融投资和争取改造初期的优惠政策。总之，这一工作显示了社会伦理学和设计学文化创造力的相互关系。它再次证实了脆弱无力的文脉并不必然导致贫乏的想象力。虽然目前并没有一个项目是完美无缺的，大量都是有瑕疵的，但出于气候变化因素的考虑，这些非正式社区大量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需要改变，况且随着气候变化的压力增大，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浪费。

　　后记
　　我们想要感谢在过去三年中对我们非正式住区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的同学们。我们尤其感谢KDI团队，感谢
Jennifer Toy and Chelina Odbert，他们在Kibera settlement in Nairobi的经验帮助形成了这一评论的雏形。